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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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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9日,罗援在办公室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

  罗援的名字缘于他出生在抗美援朝的年代。罗援原是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也在多个学术研究机构兼职顾问或研究员,于2006年晋升少将军衔。而他为公众熟知则是在最近几年,并被称为中国“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本刊专访罗援少将

  现在,退休之后的罗援并没清闲,现任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工作日程安排很忙,采访最终就约在北太平庄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他的办公室里。

  中国军方的强硬派

  “我不愿意在这些东西中纠缠”

  近日,英国路透社发文称,中国的“鹰派”开始抬头,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攻势立场。俄罗斯媒体也说,中国的“鹰派”试图对日打“冲绳牌”,向美国方面施压……中国“鹰派”一时成了热门词汇。中国有“鹰派”吗?他们都是些怎样的人?

  “中国特色的鹰派,既非萌生于作战指挥部,也非产生于参政议政国事辩论的场合,媒体才是他们的舞台和阵地。”一组媒体专访罗援和张召忠的稿子在封面提要里这样总结道。这句话可以倒过来看:其实人们对他们的印象主要就来自于媒体,更大量的则是得自于与其相关的碎片化网络信息的传播、评论,以及据传播途中附加上去的各种评论,形成的种种概念化印象。

  强硬回击周边国家挑衅

  “高大魁梧,不怒自威”“声音洪亮,中气十足”曾有某篇专访开头速写般勾勒罗援的形象。他身材高大是没错,身姿也比一般60岁出头的人挺拔些,而他说话不疾不缓,和西装领带的装扮无违和感,并没有上述描述中那么戏剧化。

  “军人都应该是鹰派”

  但是,罗援拒绝谈关于他自己的话题,不管是几个月前的所谓“微博事件”,还是最近盛传的关于“猎鹰计划”的话题。他只说,“这些事都已经基本过去了,我觉得现在应该放下了。”甚至连这个“不愿意谈”也不愿意说出来,罗援不愿意谈个人,不愿意他自己本身成为受人瞩目的焦点,或者某个细节被意料不到地放大,过度解读,“节外生枝”,进而成为新一波的谈资。

  本刊记者 | 张建魁 肖莹

  他已经不愿再谈论曾被缠裹的是是非非,“我觉得这种事儿没什么意思。我要跳出这个东西,不愿意在这些东西中纠缠,该澄清的都已经澄清,连谣言的始作俑者都已经绳之以法,还再怎么解释?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还是以国家大局为重。”谈话中他经常一涉至此即刻刹车:“不要再谈这些了,我们还是谈现实的话题吧。”

  自去年以来,周边一些国家在南海和东海等海域不断向中国进行领土挑衅,其气焰大有越来越嚣张之势。

  “被动上微博”

  在此形势下,今年6月,中国政府打出一记重拳:在南海设立地级三沙市行政区。这一决定立即引起国际社会震惊和反华势力的反弹。

  他尤其不想旧事重提的,就是他开微博之后的那一串连锁反应。

  日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暗指中国采取“单边行动”,声称“如果继续这样做,将非常令人担忧”,并影射中国试图通过“胁迫”和“实力”处理南海争端;美国一位要员则发表声明,指责中国设立三沙警备区是“不必要的挑衅”,不符合大国应尽的责任……

  今年2月22日,罗援少将开通个人微博,并获得身份认证。根据中国2010年6月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规定,军人不得在互联网上开设网站、网页、博客、论坛。早在2008年5月罗援已在多个平台开通了博客,上述《条令》颁布后,他的博客停止了更新。而此番重开博客并开了微博,则是为了及时澄清一个日本右翼团体散布的一个谣言,得到了上级特别批准。

  对于三沙市设立的意义,国内也有不同版本的解读。

  罗援最开始是在网上发现,他的名字和照片与“轰炸东京”“把13万日本在华人员扣作人质”这些说法联系在一起,他即刻向上级讲明真实情况。虽然很快就通过日本媒体驻京记者核实到,网传的这个图并不是日本正式媒体,而只是日本的一个右翼团体“幸福之科学”在街头散发的传单,不足为虑。但是,他也被提醒:现在微博是一种“秒杀”,你若不及时澄清,大家都传起来了,谎言就会变成事实。罗援说,他便因此被动地上了微博。

  有些专家认为,三沙市的建立跟目前南海的局势没有直接的关系,“不针对任何人”,“没有任何军事目的”,“三沙市的设立会完善我国在南海的党政建制,但并无守卫军事之责”。

  “我不是逃兵”

  解放军少将、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罗援则直言:“我们在自己的海疆边陲设市,怎么可能没有军事目的?这是我们的国防前沿,是我们祖国的南大门。我们的针对性十分明确,就是针对一切敢于来犯之敌。保家卫国,天经地义!”

  罗援曾相当自信地多次表达过:“我第一不贪,第二不腐,第三我上过战场,第四我不是‘裸官’,所以说话心里硬气。”然而在他开通微博后激起的“波澜”里,最激烈的质疑和指责莫过于他没有上过战场,而且是“逃兵”,以及他“红二代”的身份,顺带让他的亲属也被“人肉搜索”。

  中国政府宣布设立三沙市,尤其是军中一些强硬的声音发出后,引起了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强烈反对及反应。越南外交部发言人称,越南强烈反对中国设立三沙市,认为这一举动比越南宣示拥有南海主权的《越南海洋法》更加严重。菲律宾一些政府人士表示:“这是一种蛮横的态度。中国今后还会进一步加强在南海的示威行动。”

  罗援说:”我一再解释,我上过战场。我调入军事科学院的时间是1978年1月份,有调令为证。当时并无任何作战信息,同期调动的还有其他同志共5人,怎么叫‘逃兵’?至于说我的妻子子女在美国,更是无中生有,她们连美国国门都没有进去过。我的兄弟们现在也都在中国生活、工作。当然,有些人对于一些社会不公的现象表示不满,对一些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对我的善意批评我也是能够倾听的,真有欠妥之处自己也反思下次怎么说得更好。但是有些人有另外一种思维,就是偏要这么看,你再怎么解释也徒劳,所以不管谁说我什么话,我从来不正面辩论。”

  7月初,日本领导人发表关于“收购”钓鱼岛的相关言论,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回应:决不许日方对钓鱼岛采取任何单方行动。解放军少将、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更是强硬地表示:“在今天来看,我们仅仅就钓鱼岛跟日本就事论事,我认为小了,应该就更大的范围来看,先讨论整个琉球群岛的归属,这个琉球群岛到底是谁的?从历史上看,日本是怎么样把琉球强占的,从这个角度来打一个更大的结。”

  “要是我光看见这么个标题这么一句话,我也得说你这人好战”

  对此,外媒纷纷评论说,中国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越来越强硬。中国“鹰派”人士的声音也越来越高了。

  罗援没用“标题党”这个说法,不过他蒙受的某些误解还真要算是拜“标题”所赐。“这个标题现在还能在网上搜到,叫《罗援:中国今年有开战可能!》。我就问采访的记者,我说你看看你们采访的全文,我有没有说这句话?记者跟我解释,说我们原来的标题根本就不是这样,那是人家给我们改的。”此篇采访通篇是关于国防领域热点问题的理论性分析,跟“打仗”沾边的,是在“从最坏处着眼,做好应变准备”的小标题里,罗援谈到“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不能找到一个缓解危机的有效途径,这个危机有可能进一步升级,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严重存在的。”

  “鹰派”(War
Hawk)一词源于美国,直译为“好战分子”。后来,该词被广泛用于政治方面,用来形容那些主张采取强势外交手段或积极军事扩张的人士、团体或势力。如今,它的另一解释也逐渐为大家所接受——以强硬态度或手段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个人、团体或势力,相对应的词为“鸽派”。因为强硬往往和“非理性”、“蛮横”等意思有关联,许多人一直避免将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似乎只有罗援,近来高调表示,自己“欣然接受中国军中‘鹰派’这个称号”,他也被认为是中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

  “那要是我光看见这么个标题这么一句话,我也得说你这人好战。像这种,根本不是我说的,或者不是我原来的意思,断章取义,都给你算上了。”

  今年7月底,在位于北京北三环的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办公室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对罗援进行了专访。“我之所以对‘鹰派’这个称号欣然接受,因为我认为军人应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和爱国情怀,军人都应该是‘鹰派’,这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所在。但我要在前面加一个定语,应该是‘理性的鹰派’,而不是‘莽撞的鹰派’”。

  最近,所谓“罗援坦言自己列入‘猎鹰计划’的名录”的传言,又激起了一轮挖苦,被有些人直接嘲讽为“有妄想症”。但是据他说,那本是一次讨论网络安全问题的内部研讨会,当时在会上还专门讲明不要被公开报道。结果不仅有了报道,而且在二次传播中,又演化出了《罗援:我已被列入猎鹰计划名单》这样“抓眼球”的标题。他说,更何况即便在会上说的也不是自己如何,“我也不愿意去辩论,第二天我就把会上我引用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那篇文章发到我的博客上去了。”

  2010年,罗援到美国参加一个战略对话活动。做自我介绍时,美方一位学者说:“罗援将军,你不用介绍了,我们都在关注你的观点,你是解放军的强硬派代表。”罗援对他说:“我是个理性的强硬派,这是中国军人的风格。你们美国军人也不乏‘鹰派’,但我长了一双鹰眼和一双鹰爪,又长了鸽子的头脑和心脏。”美国学者听了此话,都为他鼓掌。随后他又强调:“就像你们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会徽图案,一只鹰,左爪持剑,右爪握橄榄枝,我们中国也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作为军人,我们崇尚和平,但也不惧怕战争。”

  无论如何,被动上微博而后经历了这一番意料之外的遭际,究竟是怎般滋味呢?“这个就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里的这句话吧。知道我的人,知道我的赤子之心,不知道我的人,就可以随便给我扣很多帽子。”他这样说。

  曾有外媒分析称,周边一些国家与中国的主权之争日益激化,使得中国外交面临“四面楚歌”的局面。军队等对外强硬派势力抬头,正是这种形势的结果。最近,中国网络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批评美国霸权主义、指责周边国家妄图染指中国海洋主权并力挺中国军中“鹰派”的声音。

  对话

  不避讳“红二代”背景

  “我是长了鹰的眼睛和鹰的爪子,同时长了鸽子的头脑和鸽子的心脏”

  罗援,强硬来自父亲遗传

  关于“防空识别区”

  本刊记者 | 肖莹 张建魁

  北青报:11月23日上午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当晚你就写了博客,称赞:好样的!中国不信鬼不怕邪。文中解释了相关的基本概念,也有局势分析。注意到在这个话题上,其实在以前你和不同观点的学者曾有过争论。

  | 王钟秀

  罗援:日本在1969年就设立防空识别区了,最近处离我们中国只有130公里,还扬言要在他的识别圈内打警告弹,果真如此,那将对我们的飞行器、飞行员都构成了危害。在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不亮明我们的底线呢?你日本人可以设防空识别区,我为什么不可以设?此前,我们多名军方学者,包括我个人在内,也多次呼吁要设立防空识别区。我觉得设立防空识别区这本身是一个自卫的表现,把底线清晰化了,实际上是多了一个缓冲区,多了一个减震器。

  穿着将军服,身高1.83米,高大魁梧。62岁的罗援坐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对面,不怒自威。他说话声音洪亮,侃侃而谈,中气十足,几个小时的采访,连水都没怎么喝。

  不赞成的人,他们认为这是我们军方学者挑衅日本人,刺激日本人。我就讲,日本右翼分子就是景阳冈的老虎,你斗它它吃人,你不斗它它也吃人。没有钓鱼岛问题,他还会找一些其他的理由;我们说一些强硬的观点,或者不说强硬的观点,对他来讲都无所谓,他铁了心要按照既定的这条路走下去。

  和预想的一样,罗援的谈话处处体现着“强硬”,这似乎成了他身上最显著的标签。而在与他接触两次之后,我们渐渐为他身上的强硬本色找到了来源——一是父亲的基因与影响,二是44年军旅生涯的历练。

  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面,我们军方学者提出过很多建议。

  时刻铭记父亲的风范

  作为第十一届政协委员,我5年内一共提交了25个提案,我算了一下,大概已有三分之一被采纳了。比如,要在南海设立特别行政区——现在我们设了三沙市;提出要组建国家海岸警备队——我们现在设立了国家海警局;提出要尽快在钓鱼岛设立领海基线,这个也落实了;还有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东海要有我们自己的防空识别区等,这些都逐渐变成了现实。

  提起罗援的父亲罗青长,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但少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共隐秘战线的元老级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如今已94岁高龄。

  当然,这些建议不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许多专家学者和智库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因为父亲的关系,不少人称罗援为“红二代”,他对此并不忌讳,并将父亲视作自己一生最大的榜样与骄傲。“老父亲现在身体还可以,只是患有脑血栓后遗症,行动不方便,语言也有障碍,已很难和家人交流,每天早上会坐在轮椅上看看电视新闻。”罗援告诉记者,前些年他曾帮助父亲整理过一些回忆录和自传素材,由于涉及很多我党隐秘战线的高层机密,现在还不能出版。但罗援也因此有机会系统地了解了父亲所走过的道路、所经历的种种风雨。通过罗援的讲述,记者得以走近了这个革命家庭。

  关于“鹰派”

  罗家祖籍川北苍溪县,罗援祖父家中有几亩薄田,能赖以生活并供孩子读点书。罗青长生于1918年,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读完中学一年级,16岁那年,罗青长和村里的20多个小伙伴一起离开家乡参加红军。等到1952年罗青长再返回老家时,当年23个伙伴就只剩他一个人了。

  北青报:另一个批评的观点就是,“鹰派”或说“强硬派”仍然持“冷战思维”。你怎么看?

  跟随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不久,罗青长被选派到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工作。1938年,他又被我党派往西安参加秘密情报领导工作,曾打入胡宗南的部队从事地下活动。

  罗援:如果说我们是鹰派,我们是理性的鹰派,比如刚才说到的,我曾经提交过的这几大提案,有哪一个是非理性的?

  “这一时期,父亲的主要联系对象就是后来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情报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前三杰’为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北风。”

  理性和非理性,或者说,强硬派和——叫什么呢——有人称之为“愤青”之间,区别在什么地方?

  在敌占区,罗青长以杨虎城西北军38军中尉书记员、国民党三青团西京分团办事员的身份为掩护,对一些重要情报关系进行联络和指导。罗援还记得父亲给他讲过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当时,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一些绝密文件,被统一寄存在一位家境很好的地下党员家中。不过,此人的思想后来突然发生动摇,生怕这一箱文件会给他全家带来杀身之祸,便催促我父亲尽快将保密箱取走。为避免给地下组织造成损失,在请示了上级后,父亲决定冒险取回保密箱。谁知他刚将保密箱取出来,西安城突然全城戒严,国民党部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小学生背着的书包都要搜查。父亲紧张极了,如果继续在接头地点等待,会很危险。他整了整身上的国民党军官制服,一咬牙叫来一辆黄包车,将箱子压在座位底下,开始‘闯关’。因为那身制服,沿途哨卡并没过多地阻拦、盘查。车子经过八路军办事处门口时,父亲瞅准机会,一个箭步跳下来,拎着箱子就冲了进去,有惊无险地将绝密文件送到组织手中。”

  所谓的愤青基本是愤世嫉俗,发泄一些牢骚、不满,情绪化成分较重,当然成为愤青自然有各个方面的促成因素,也不能一味指责,这个不必详谈。但是理性的人,就要提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而且不是不能实现的空谈。我在提所有的建议之前,都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要看国外的、国内的相关的法律,要跟民众进行调查研究,要听取专家学者的建议,这样才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而不是一时兴起的应景之作。

  1941年9月,罗青长结束了“潜伏”生涯,回到延安中央情报部工作,先是给李克农当秘书,后来到情报一室负责情报联络和情报指导。解放战争时期,罗青长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负责敌区情报工作和机要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当时各情报系统提供的情报颇为满意,称赞说:“我们在陕北天天都有可用的情报,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新中国成立后,罗青长长期担任中共情报部门要职,1957年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1973年,又成为继李克农、孔原之后中央调查部第三任部长。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罗青长相继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位卑未敢忘忧国;“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武装的“武”,就是止戈为武……这些都是中华文化思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战略思维。我讲了很多话,你说我哪句话是主动要煽动战争的?没有,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和平。有些人不是说我是“鹰派”吗?我说我是长了鹰的眼睛和鹰的爪子,同时长了鸽子的头脑和鸽子的心脏。你是军人,你的职责就是要准备好打仗,否则各国都要保留军队干什么?如果总怕人家说“中国军事威胁论”就不敢谈军人练兵习武了,那么,解放军也不要叫“解放军”了,还不如改叫和平基金会得了。这怎么就是冷战思维?

  罗援喜欢这样总结父亲的一生:“他这辈子干过三件大事。第一,保卫毛泽东,就是追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为党中央及时提供了情报保障,受到表扬。第二,保卫周恩来,参与破获了国民党特务企图谋害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1955年4月,周恩来等人原计划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参加万隆会议。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在起飞5小时后发生爆炸,机上11人遇难。所幸周恩来应缅甸总理吴努邀请,乘另一架飞机去了缅甸,在仰光做短暂停留,才躲过了一劫。时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总理办公室负责人的父亲在此事件的情报获取和案件侦破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第三,保卫刘少奇,参与侦破了国民党特务刺杀刘少奇的‘湘江案’。那是在1963年,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出访柬埔寨,父亲担任前方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在刘少奇到达柬埔寨后不到48小时,安保人员就在车队必经之路下方发现了一条埋有炸药、雷管的地道,并捕获了一个国民党特务。不过,父亲还是不放心,为了确保安全,他临时和刘少奇交换了坐车。陈毅与父亲开玩笑说,‘小老乡,这一次你可要当替死鬼了’,父亲只回答说,‘无所谓啦,这是职责所在嘛。’”这句话,罗援至今刻骨铭心。

  而且,现在不是中国,而是某些国家还延续着冷战思维,一直把我们当做一个潜在对手,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完全去做一个东郭先生,行吗?我觉得这不行,你也必须做好最坏情况的准备,所以我一直都说:敢战方能言和,有备才能无患。这才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辩证法。

  血管里流着“强硬”的血

  但是有些人他连这个也不认可,就认为你军队就不要再说打仗的事了,再说备战就是冷战思维。还有的人是泛和平主义思想,太平盛世,什么问题全都用和平手段来解决,不能再用战争手段来解决,甚至可以“以土地换和平”。有些人认为,马列主义的战争观已经过时,战争再也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了,你只要提打仗就是好战。我希望抱有这些思想的人,再重温一下二战史,从中会有所警悟。

  经历过战争洗礼的罗青长,对几个儿子寄予了厚望。他结合每个孩子诞生的时代背景,均以提手旁的汉字为他们取名,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威武不屈、善于战斗。罗援对父亲为他们兄弟取名中透出的学问和用心很是感佩,细细向记者解释道:“大哥取名罗抗,抗日战争;二哥罗挺,挺进中原;我是老三,罗援,抗美援朝;老四叫罗振,振兴中华;老五叫罗挥,‘毛泽东挥手我前进’;老六是罗扬,发扬光大。”

  关于“红二代”

  罗援从小生活在父亲工作的机关大院,如今,他仍能津津乐道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岁月。“小时候照相,我总喜欢穿件海军服,腰间还别一把枪。可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大人们看了照片总会笑话我,‘你的枪都别反了!’”

  北青报:“红二代”也是被热议的一个话题,有人说这些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深受父辈的影响,而且具有天然的使命感。这个也是人们注意到的你的一个特点。你曾说过在性格等方面受父亲影响很深。从你的父亲履历来看,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时间似乎还算是比较短的,这是不是让你得以在军队里发展得一直比较顺利?

  在父母的严格教育和熏陶下,罗家的几个孩子都表现得十分低调。“父亲常教育我们,不能有‘自来红’思想,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所以,我们并没有进入干部子弟学校读书,身边的朋友也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别人根本不知道我们是高干子弟。在学校填表格时,我们只在父亲职位一栏填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今,罗援每每看到保存完好的当年的作业本和成绩单,总会特别感动。“因为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喜欢在晚上办公,我父亲也就经常晚上出门,等天亮我们上学后他才能回到家中,彼此经常见不到。但是,父亲从未因此而忽略我们。但凡有家长会,他总会骑着自行车去参加,我的成绩单也全是父亲签的字。”罗援还记得,自己上中学后的第一次寒假,父亲便让他到京郊的农村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一个暑假,又让他跟着劳动模范时传祥一起外出掏大粪……

  罗援: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叫“红二代”的,如果说真有“红二代”的话,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泛红二代”,凡是拥护红色政权的人的后代,都是“红二代”,包括王进喜、时传祥这样老劳模的后代。

  家庭的耳濡目染,让罗援从小就对军营生活充满了向往。不过,十年动乱前期,因为父亲被打成“走资派”,罗援连当兵的资格都被取消了。“1968年,还是父亲的老战友、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刘忠冒着政治风险将我送到云南边陲他的老部队,才圆了我的当兵梦。”

  至于我的经历,你可能有一种误解,其实我父亲在“文革”中一直是受冲击的,但他因为从事的工作比较特殊,所以受到周总理的保护,他在业务上的领导地位基本没中断,但在运动中还是受冲击的,运动初期就被打为“黑孔(原调查部部长孔原)集团黑干将”遭关押,后来又被康生打为“反革命集团”。四五运动的时候,我大哥大嫂都被抓进去了,我父亲身心受到重创,腹水8公斤,在北京医院报了病危。

  当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罗援隐瞒身份到连队的生产点劳动锻炼,当上了一名不发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生产兵。在那里,罗援白天放牛、割草、垫牛圈,晚上就睡在牛棚里。身上被跳蚤咬得浑身是包,感染后,血水脓水混在一起,奇痒无比。那段时间,罗援吃了不少苦头,“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放牛归来能在泉水边冲个澡”。

  一般一提起我父亲罗青长,大家都知道他是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或者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并不知道他的实际身份是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后来当了中央调查部的部长。父亲16岁参加红军,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鬼,到达陕北之后进入枣园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学习,随后进入中央社会部,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情报工作这个岗位。就是因为这个特殊的工作不能中断,周总理一直在保护他。

  半年后,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来到这个连队,却没见到罗援的身影。他纳闷地问:“我给你们送来的那个高干子弟,你们放哪儿去了?”团首长一听,愣了神:“没有高干子弟啊!只有一个‘臭老九’,在山上劳动改造呢。”罗援从山上被叫下来时,王银山一看到他就掉下了眼泪:“罗援,你太死心眼儿了!”

  我自己,则是有幸遇到了多位恩人。父亲在“文革”时受冲击,因此我当不了兵,还是我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刘忠将军冒着政治风险把我送到了云南。但不能暴露身份,我就当了半年不穿军装的生产兵,在生产点放牛。我遇到的第二个恩人就是我们的老军长董占林,他也不认得我是谁,就觉得这个兵还不错,把我调到军机关,当作战参谋。在部队里我比较好学,也经常给一些军事杂志写东西,遇到了第三个恩人,就是《军事学术》的编辑张晶,我们互相原本不认识,因投稿打交道多了,在军事科学院扩大的时候,他就推荐我调到了军科,这是1977年底的事,正式调动是1978年1月,而且同时调入军事院校的不光我一个,还有我的作训处长李凡等5人,网上有人说我是1978年底,在越战前夕调动的,完全是造谣。

  罗援告诉记者,从遗传学角度来看,自己的强硬主要来自于父亲的“基因”。“周总理对我父亲十分信任,就是因为父亲在原则问题上非常强硬,从不让步。当年,造反派要斗父亲,冲击他所在的中央调查部档案馆。为了避免党的机密外泄,父亲站在档案馆门口,腰板直挺着说,‘你们要冲档案馆,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后来,是周总理保护了父亲。周总理曾评价我父亲说,‘你们说罗青长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我不管,但他就是守纪律。’”这件事,一直深深地植根在罗援的心底,也成为他日后“讲原则、敢说话”的榜样。

  在军科,我先是到了军史部,搞军史,特别是抗美援朝史的研究,后来又到了战略部,再后来又调到外军部,研究世界军事。在此期间,我得到李际均副院长的谆谆教诲,我一直把他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罗青长曾语重心长地对罗援说:“老三啊,你最大的优点就是讲义气,最大的缺点也是讲义气。”“文革”期间,罗援在某军作训处当参谋,他所在部队的军长因造反派迫害,被关了起来。罗援说:“但我认为他确实是个好人,身体力行,把整个部队的作风带得嗷嗷叫。”一次,罗援利用休假的机会回到北京,并通过自己的母亲辗转将军长夫人写的一封信交到邓颖超手上,希望能让高层领导了解这位军长的一些真实情况。因为这件事,罗援被部队划入“保皇派”行列,甚至有几次差点“被转业”。但罗援说,对这事他从未后悔,自己并没有私心,只是说出了想说的话。像这类拔刀相助的事,在罗援的军旅生涯中并不少见。

  这就是我简要的军旅生涯,有顺境、也有逆境,但我庆幸的是我为祖国上过战场,没有枉当兵一场,更庆幸的是遇到这么多好领导、好战友一路陪我走来。

  “只要在这个阵地上,就要发声”

  本版文/本报记者 谭璐

  罗援继承父亲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爱学习。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在部队时,罗援一有空就抱着本书看,或者往阅览室里钻,战友们都戏称他有“知识饥饿症”。“一得到机会我就学习,什么都想学,学外语、学中国文学、学军事理论、学军事技术。”罗援说,他特别迷恋军事理论,经常给军事科学院主办的《军事学术》杂志投稿。“当第一篇论文变成铅字的时候,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我永远忘不了,帮我修改第一篇学术论文的是一位叫张晶的编辑,他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我非常怀念他,是他将我领进了军事科学的最高殿堂。”

  “文革”后,军事科学院很多部门急需补充人员,已经在《军事学术》杂志发表过很多文章的罗援自然成了选拔对象。1978年,罗援正式调入军事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罗援曾在总参测绘学院、石家庄高级陆军学院、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防大学深造。在石家庄高级陆军学院,他是少有的几个全优生之一。后来,他回到军科院专门从事战史、战略和外军研究工作。

  没想到,理论战线后来竟成了罗援真正的战场。“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在进行着无形的拼杀。现在虽然一时难见分晓,可一旦狼烟乍起,我们平时理论的积累就会对战争的胜负起到重要的作用。”

  罗援的各种“敢于言战”的声音,也曾经招来人们的质疑。有人曾冷嘲热讽:“罗援,你这么强硬,总忽悠别人上战场,你自己会不会上战场?”还有人说:“你们这些‘红二代’是不是都把财产转移到了国外,子女也早就送到国外去了吧?!”

  对此,罗援专门做过回应:“我认为我有底气说硬话,因为我上过战场,知道生与死、血与火的滋味。如果祖国需要,我仍然可以义无反顾,慷慨赴命。我不贪不腐,不可能在国外有存款。我的女儿、女婿也都在国内,我常跟他们说,一旦国家有难,你们就要响应号召,冲在最前面。”

  上过战场,这确实是罗援的经历。就在调往军科院前不久,他参加了抗美援老(挝)战争。1973年春,罗援作为军工组成员,率自己所在的高炮部队跨过边境线,进入老挝战场。“部队换上老挝人民军军服的时候,我的内心确确实实升起一种慷慨赴死的感觉。我很清楚,自己即将在战场上接受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罗援说,很多学者提起那个年代的战争,总说中国是以中世纪的武力与现代化的外国军队抗衡,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和战友们面对的就是美机的密集轰炸。

  刚出国时,由于经验不足,一次,罗援和战友们将洗好的床单晾晒在高炮阵地上,不想却成为美军的轰炸目标。警报拉响后,战友们本该及时跑到防空洞里避险,但他们愣是纷纷冲向阵地,架起高炮,向敌机射击。狂轰滥炸中,不少战友将生命留在了异国他乡。那悲壮的场景,罗援至今难以忘怀。

  罗援说,作为一名军事科研人员,他现在只能智力报国,展现自己的“软实力”,通过在媒体上发表言论或者上书国家建言献策来发挥作用。“老一代革命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叫‘人在阵地在’,我也有这种坚定的信念。舆论战这个阵地,我们一定要占住。如果失去了发声的机会也就拉倒了;只要我还在这个阵地上,我就要为国与民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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