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一历史情况,要写出一部彭德怀的信史,需要直面一段给人们留下痛苦回忆的历史,突破一些历史研究的“禁区”,也需要传写者不断摆脱自己思想上的束缚。因而,《彭德怀全传》从1979年开始收集资料、写作到和读者见面,经历了30年的时间,其间不无曲折。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杨尚昆日记》都可被视为去年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甚至可被视为是20世纪中国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日记之一。

  三是尚难定论的问题,其中或系历史谜团未解,或有待重新认识。这类问题,当时虽已窥其大略,正传仍难展述,“文献不足故也”。近数年,党史、军史专著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年谱、传记、回忆录相继出版,披露了许多史实,使我们能够在《彭德怀全传》中对这类问题进一步分析、考证,提出个人的看法。比如,关于1954年“华北座谈会”批判彭德怀的问题,过去出版的《彭德怀传》中只是简单带过。如今出版的《全传》,根据近年来新公布的档案资料和学者研究成果,专设一个篇目“华北座谈会之谜”,详述了这一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再如,1962年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写了一篇长达8万字、共五部分的申诉信,以前只在《自述》中披露过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此外,这次出版的《全传》,对于庐山会议、彭德怀在“文革”中的情况,特别是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记述得尤其详细,澄清了所谓彭德怀“整人”的真相。还要提及的是,“附录”部分的“六十五年辨是非”一文,对于“彭德怀关于《谈民主教育问题》”这桩历史公案的来龙去脉,作了比较详细的梳理,这也是新内容。

中国人写日记的传统源远流长,宋明以降,已渐成风气,至晚清更蔚为大观,文人学者,政宦显要,多以日记记事述怀,其珍贵之处一为皆亲闻亲历,二为私人书写,较少虚饰,是故,这类日记往往可弥补官修正史的偏缺,而为后人了解历史的多重面像提供珍贵的史料。及至今日,治近代史的学者,不仅需读官编的《清史》,也要读《翁文恭公日记》和《越漫堂日记》;而治中外关系史的学者,不能只看《筹办夷务始末》,而放过《英轺日记》和《出使英法意比日记》,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已是常识。
进入民国以来,许多政界人物沿袭了写日记的传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年出版了曾任北洋总统的徐世昌日记12本,起讫时间为1917-1948年。“中研院”近史所还出版了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日记10本。蒋介石生前也有每日记事的习惯,其所写日记现收藏于台北“国史馆”蒋氏之“大溪档案”中。
相比于国民党政治人物,中共高级领导人生前和生后都较少出版个人日记,80年代后,曾出版过一些曾担任过负责工作的前领导同志的日记,如《谢觉哉日记》、《林伯渠日记》、《周保中日记》,《赖传珠日记》、《王恩茂日记》等。但这类日记所载内容均起讫于民主革命时期或革命战争年代,基本上不涉及建国后的内容。极个别者如《汪东兴日记》也只是撷取作者在1965年的一段经历,而非汪氏全面、系统、有连续性的完整日记。
在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领导同志中,杨尚昆是唯一在生后出版日记的。其日记是迄今出版的前领导人中地位最高、也是内容最为丰富、部头最大的日记。这部日记共有上、下两册,全书110万字,引人注目的是,该日记全是建国以后的内容。起讫时间为1949年1月1日-1965年12月10日,时间跨度为文革前的整整17年。在建国后的这17年间,杨尚昆位居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因此,这部日记就格外引人注目。在这部日记中,作者不仅简要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还叙述了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堪称是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
中共是一个长期在农村进行艰苦革命战争的党,1949年初,中国革命即将获得全面胜利,党中央也将从战斗了几十年的农村转移到城市,对于党的这个重大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毛甚至以“糖衣炮弹”来比喻中共将面临的新的严峻考验。杨尚昆当时任中央秘书长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工作之一,就是负责中央机关向北京转移的具体事宜。1949年3月23日,杨尚昆为中央打前站,先行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京。在《日记》中,杨记述了个别机关在北京纪律松弛的事,他感叹道,才进城几天,“似乎大家都变了”,“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杨写道:“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
杨尚昆长期担负党和国家的中枢——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一岗位所承担的基本工作就是上承下达,其具体事务包括上至中央常委开会会场的布置与记录、文书草拟和下发,下至中南海车队的调度、托儿所、食堂工作的安排,以及房屋修缮和花草栽培。杨是办公厅主任,不一定具体处理过于琐碎的事情,但其日常工作仍是找人谈话、听取汇报、布置检查等等,负责处理的事情极其繁杂。1955年3月,中央决定开党的代表会议,事先杨接见中央新闻制片厂厂长,具体讨论拍摄事宜,详细指导拍摄哪些镜头,哪些镜头不拍。50-60年代,政治风云时有变幻,忽而雷电闪鸣,转眼又是风和日丽的艳阳天,不管发生如何变化,中枢机器都要运转,杨仍每天都要面对亟待处理的一大堆具体事务。杨尚昆自1956年党的八大后,在书记处分工分管工、青、妇和指导中央调查部的工作,他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听取中调部常务副部长孔原同志等的汇报,近十年从未间断。从《日记》上看,杨几乎每天工作至深夜一、二点,尽管在这17年中,杨在党和国家的职务序列中并非处于最前沿。
杨尚昆所处的地位极其重要,距毛泽东主席很近,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杨也是信任有加,甚至诸如代表中央与罢黜后的彭德怀进行联系的工作,也由杨来承担。所以,杨尚昆对毛的记载就特别有意义了。杨尚昆对毛的胆略、气魄和能力极为折服,他在《日记》中时常称毛为“主”、“主座”,这应该是为了记述的方便而作的简称。不无巧合的是,曾经担任过毛泽东政治秘书、也是杨的老部下的田家英,以及毛的兼职秘书李锐等私下也称毛为“主公”。
杨尚昆青年时代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和王明是前后同学。由于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王明本人受到了许多领导同志包括杨尚昆的尖锐批评。1949年3月,王明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发言,对自己的错误多有掩饰。杨在《日记》中批评王明的发言“口若悬河,离题万里”,“简直是胡闹”,“总观此人是毫无进步,野心未死,还有伺机反攻之企图”。而对于毛泽东,杨尚昆則是发自内心的尊崇,他在1949年1月23日的日记里,抒发了自己的心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亲眼看见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大胜利,实在是值得兴奋,值得为自己庆祝。”“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这种合乎国情而又使革命加速胜利的办法是难于想像的。”建国初,我志愿军在朝鲜取得对美国的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杨尚昆,他在1951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主席出兵朝鲜参战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如果当时要由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
从杨尚昆的这些叙述可以看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成功,成为老一辈革命者对毛尊崇的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对毛的信任和尊敬,早已内化为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基本性格。
在毛泽东时代,完全实现了以毛为中心的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在毛的强有力领导下,听毛主席话,照党中央指示办事,
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日常行为准则。只要毛泽东和中央一声命下,全国上下马上动员起来,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面只要指导正确,下面贯彻执行也大体正确;而上面的指导一旦出现偏差,下面的工作也必然出现问题。1964年10月至1965年5月,身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响应刘少奇主席的号召,率领中央办公厅长安社教工作组,前往陕西省长安县开展社教运动。杨尚昆亲自下乡蹲点,在长安县搞社教大半年时间。杨深入干部和群众,对他所蹲点的村——长安县斗门村的经济、社会、人民生活情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调查,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日记中。长安县的社教运动是当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领导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大抓阶级斗争,“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西北局共派出17393名干部,在这个县进行“大兵团作战”。几十年后,历史虽然已对当年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作出了定论,长安社教基本是失败的。其根本原因是,运动的指导思想不符合实际。尽管如此,当年中央领导同志深入群众,与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精神,今天看来仍有其积极意义。
今天的研究者都知道,1966年末围绕“四清”运动,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由此对中国政局的发展带来极严重的影响。有关毛、刘争论的详情,在杨尚昆的日记中少有反映。杨当时在长安搞“四清”,特地赶回北京,参加了1964年12月15日召开的持续多日的研究“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以及紧接的12月下旬和1965年1月初,毛泽东在核心层多次指责刘少奇,并且主持通过了包含批评刘少奇内容的重要文件《二十三条》。杨尚昆在日记中,没有记录毛批评刘少奇的原话。在1965年1月14日的日记中,杨表示支持《二十三条》,但同时提出文件“到底好否,要经过实践证明”。毛、刘争论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杨写道:“刘话不灵了”,他担心从此以后,干部“不蹲点了!”
在杨尚昆所担负的工作中,有一块是负责协调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联络。杨多次参预两党谈判,也经常安排苏联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会见。杨通俄文,有时甚至亲自担任毛与苏大使会谈的翻译。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新党纲,杨一面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翻译,送交领导同志参阅,同时他还找来俄文原件,直接阅读。1960年夏,苏联政府突然中断对华援助,撤走专家,恰逢我国遭受特大经济困难之际,雪上加霜,给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1961年3月,赫鲁晓夫对我国作出姿态,提出愿意以贷款方式供给我国小麦100万吨和转口古巴糖50万吨,事关重大,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请毛定夺。此时,毛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所有重大问题仍需老人家亲自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从杨尚昆的这段叙述中,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主席不食嗟来之食、坚持自力更生的意志是何等坚强。
《杨尚昆日记》也有不少空缺部分。在一般情况下,某些时日,日记主人因工作繁忙,而无暇坚持每天记日记。杨尚昆也有此种情况。《杨尚昆日记》中,有一些年份都为空缺,例如,从1949年4月1日至12月3日、1950全年、1952全年,都未记日记。1951年只记了头四个月的日记。1953年杨也只是从12月24日记到31日,其它全为空缺。编者对《杨尚昆日记》中的空缺部分曾予以说明。例如,编者明确提到,杨的“一部分日记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虽然并未注明散失的是哪些部分。但在另一种情况下,日记的空缺则可能情况不同。例如,从1956年5月16日至1957年1月17日,杨尚昆的日记空缺,编者未加注明是否杨本人在这一段时间确未记日记,而其它的空缺,编者都予以了说明。这一段时间为中共八大召开,杨升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和波匈事件的发生。1957年1月27日至11月1日,杨的日记也出现了空缺,编者也未说明原因。此一时期,为整风反右前后。然而对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杨的日记中却有极其简略的记述。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就彭德怀的信发表重要讲话,杨在日记中作了记述。自此以后,杨也每日有日记,虽少涉及彭德怀事件,然仍透露出若干重要信息。例如,1959年8月12日,彭的夫人浦安修来杨处谈话,“由十点半谈到四点”,次日下午,彭德怀向八届十中全会作了检讨。日记首次披露了庐山会议后,由杨代表中央与彭联络事。9月12日晚,杨向毛汇报“昨夜彭来谈的情况”。庐山会议后,毛很关心彭德怀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从庐山返京后,1959年10月21日,毛要杨“常去彭处,每月两次”。10月26日下午4点30分,杨去彭处探望,当夜12点便将与彭德怀谈话的情况向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汇报。自此后,杨尚昆经常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汇报彭德怀的情况。初读《杨尚昆日记》二
日记通常都较简略,鲁迅日记即为一典型,但政治人物日记简略,就不仅仅是书写习惯的问题了。如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涉及人事敏感,涉及对重要人物的看法,在日记中通常会回避或较少着墨。杨尚昆位居中枢机要,所见所闻大多不宜对外透露,在其日记中,对许多重大事情加以回避或省略,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例如,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访华,与中方同志发生严重争执,杨尚昆亦参加部分会谈,但在日记中均无反映。像这一类情况,在《杨尚昆日记》中并不是个别的。因此,对于学者而言,仅凭日记一类的记载来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须其它相关资料加以佐证。
例如,有关彭德怀1965年10月被重新分配工作一事,在杨的日记中记载得就极为简略。1965年10月19日,杨代表中央约见彭德怀,日记中只有寥寥数行字:“下午三点至六点,彭德怀同志来谈话,要求帮助他去西南。”此次谈话时间长达三小时,所谈内容一定比较广泛,但在杨的日记中并无涉及,也无一字提及杨在这次谈话中的感受。事隔几十年后,杨著文纪念彭德怀,他写道,当年这场谈话,他与彭都动了感情,共同回忆了过去在红三军团并肩战斗的往事,临分别时,两人都流下了眼泪。
杨尚昆是文革浩劫的最早受害者之一。早在1965年末就被不公正地调离工作岗位,下放地方工作。对这件关系到杨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命运的大事,在他的日记中记述得也非常简略。
1965年10月29日,杨尚昆在当天日记的抬头上,写下:“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日记写道:“上午十时半,周、彭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这是一次什么样的重要谈话呢?谈的又是什么内容呢?在杨的日记中无一字反映。谈话的当天下午、次日和第三天的日记中,杨都写了对这次谈话的感受。谈话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在10月30日和10月31日的日记中的第一段,分别写有这样的话:“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原来这次谈话是由于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对杨尚昆同志产生了不信任,宣布调离杨的工作,另行安排杨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周、邓、彭只是奉命传达而已。杨尚昆是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下放广东担任一名普通书记(当时省委一级的书记处的书记多达5-6名),这只能被认为是贬黜,否则何来“不安”,何来“整天没有精神”?
10月29日谈话后,杨尚昆就着手移交工作,这在日记中均有记载。杨仍出席一些例常活动,例如参加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会议,出席苏联大使馆国庆招待会,出席阿尔巴尼亚国庆纪念会。
1965年11月10日对杨尚昆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杨的工作调令在此日正式发出。同一天,毛泽东主席应杨的要求约见杨。当天日记抬头写道:“中午主席找去谈话。”这次谈话历时一个半小时,但在杨的日记中对谈话内容无一字记载。几十年后,杨回忆道,在这次谈话时,主席要他多深入,多调查,先在珠江流域干个两三年,再到黄河流域干个两三年。主席甚至很幽默地问道:“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然而,熟悉党内政治生活的老同志都知道,像杨尚昆如此重要干部的工作安排,是非经最高领导点头批准而绝无可能的。
毛泽东了解杨尚昆办事牢靠,即使要调离他的工作,仍分派他一些重要任务。在杨遭贬黜一个月前的9月16日,杨还受命与庐山会议后一直赋闲接受批判的黄克诚同志谈话,那次是向黄宣布调黄任山西省副省长。10月19日,杨受命与调任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谈话。现在,杨自己也被调离岗位,另行分配工作。11月17日,杨奉毛泽东主席命,去看望王稼祥同志,次日,杨又去看望了陈云同志。虽然在日记中未写是否受毛的委托,但以杨当时的身份,不可能单独去拜访陈云同志。(1998年,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次去拜访陈云同志也是奉毛主席之命去的。)杨在看望过王稼祥、陈云同志后的第三天,专门就此探望给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而在11月19日,杨还就这两次探望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
11月19日,杨尚昆向周恩来的汇报,是这两位革命老战友的最后一次见面。杨的日记写道,这次谈话“从上午十一点到一点半”,至于所谈内容,即在汇报了与王稼祥、陈云同志谈话情况后,杨与周谈了什么,日记中付之阙如。直到1976年初,杨尚昆在山西临汾流放期间的日记,以及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中,才对这次谈话的内容作了披露:杨尚昆对周恩来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愿意说不应当说出的事。周总理两眼一直盯着我,听完我说的话,……然后对我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杨尚昆还回忆了周当时的表情:“眼睛特别明亮,似乎含着眼泪。”
杨尚昆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纪律性的老共产党员,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下,他承受住巨大的精神压力,照常工作,有条不紊地向中办同志办理移交手续,即使对他的老伴,有着几十年党龄的长征老干部李伯钊同志,也口风很紧,不深谈什么。在11月2日的日记中,杨写道:“晚间散步时,同伯钊谈了一下,她有些疑虑,不好向她说明”。这一天,杨“勉强工作到十二时后”。
杨尚昆对于他的夫人李伯钊是这样,对于中央常委、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是这样。1965年11月27日,是朱德八十大寿的日子,杨去朱德家,“坐了一下,未谈什么,彼此心照而已”。何以如此呢?杨尚昆与朱德都是四川人,也是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友,杨主持中办二十年,与几位中央常委朝夕相处,彼此间知根知底,有些甚至还知心,即如杨所说的,他与朱德“彼此心照”。朱委员长年事已高,事实上已属赋闲,杨对朱德的境遇一清二楚,而朱委员长对杨的工作调动事却很难说事先予闻。在朱委员长八十大寿的日子里,两位老战友无言默对,情何以堪!
1965年12月,由姚文元评吴晗《海瑞罢官》一文引发的政治风暴已经来临,北京市风紧云急。由于杨已被调离领导岗位,不再参预中央领导事务,故在日记中对这一事件无一字反映,但事实上,当时,杨尚昆透过此事,已预感政局即将面临大变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1998年杨尚昆在文章中回忆到当时的情景)。现在又一位领导同志处于前沿,他就是曾参加约谈杨尚昆的彭真同志。至于彭真被其它领导同志约见谈话,免去职务,则要到半年以后。
1965年12月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开会去了!”这次会议就是中央“处理”罗瑞卿同志问题的上海政治常委扩大会议。此时,杨根本无法想到这次会议会和自己有何关系,杨事先也无从获悉会议的内容,因为这次连刘少奇也不知道去上海开什么会。上海会议虽与杨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半年以后,杨尚昆被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志绑在一起,成为子虚乌有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1965年12月10日,杨尚昆整装登上南下广东的火车,这时,上海会议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杨心情黯然,告别送行的妻儿和中办的同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感慨甚多,非言语所能表达,”最后的一句话是:“十六年的北京生活,今天开始变了,一切只能等时间!”
杨尚昆历经党内斗争,见识广,心胸开阔,他的气度和忠诚在艰难的岁月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杨的“等时间”,不是一年两年,这一“等”竟长达十二年。1965年底杨赴广东后,1966年5月又被下放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可谓一贬再贬,任命下达的当天,他以气候潮湿,身体不适,向中央申请转去山西,得到批准。
5月下旬,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宣布“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的几天,杨尚昆转任山西临汾任地委副书记。旋即文革爆发,杨被隔离审查,不久即被“监护”了起来,一直被关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杨才被放出来,安置在山西临汾。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央重新启用杨尚昆,任命杨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两年后,杨回到北京,开始担负一系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杨尚昆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他一生的历史已与党的历史融为一体。他是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杨闇公之弟,早年留苏,返国后曾任XX部部长,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不久,担任三军团政委,抗战爆发,旋又任北方局书记,1941年,杨调回延安,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后长期主持中央办公厅,长达二十年。杨尚昆对党的历史如数家珍,八十年代后,曾负责中央党史领导小组。
杨尚昆也是一位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共产党员,他通俄文,爱看电影(在日记中有其所看电影的大量记载)和戏剧。杨更坚持写日记几十年,临去世前几个月,他还写了回忆周恩来、彭德怀的文章,感情十分真挚,很少有这类文章常见的程式化的味儿。杨在1995年完全退下来后,写了他的回忆录的建国前部分,他原还准备写中办二十年,文革前后和复出工作后三个部分,可惜天不假其年,这三部分已永远无法完成了。
即使在文革后期,杨尚昆在临汾流放期间,他也写了日记,杨近年发表的纪念周恩来的文章《相知相识五十年》,就是依据临汾日记集纳而成的。很遗憾,目前读者还不能看到他在文革后期以及恢复工作后的日记——根据杨一生的习惯,相信他在七十年代后期恢复工作后仍会记日记。人们只能指望这些珍贵的日记将来会有向社会公开的一天。
笔者长期治史,虽然只能从资料、影视中接触到杨尚昆,但亦可窥见杨尚昆个性之一斑。依笔者观察,杨是一个豁达、宽和,颇有人情味的老同志。他和夫人李伯钊结缡于1929年的莫斯科,两人共同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杨对其老夫人也呵护了一辈子,在其日记中有大量的反映。1979年,杨在北京偶遇木刻家彦涵,此人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是杨的老部下,1957年被打成右派,蒙冤几十年。杨对彦涵说:“当时你为什么不找我呀,我给他们打一个电话说一下就完了嘛。”(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页465,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彦涵是一介书生,不懂也不会请托,但杨的这番话却透出他关怀下属的性情。
1996年,杨尚昆已89岁高龄,带领王若飞、秦邦宪等“四八烈士”遗属100余人,专程去延安扫墓。杨尚昆去世后,2001年5月,那些“四八烈士”遗属和其他子弟们也专程护送杨的骨灰回四川潼南老家,只因他们的父母辈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岁月里,都曾得到过杨的关照。
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老共产党员,杨尚昆已走完他一生的路。他肯定是一位令世人难忘的人,他留下的这部《日记》,以及现在暂未发表,将来可能问世的文字,将长久被后人所研究和咀嚼。

  访彭德怀传记组成员何定教授

  记者:《彭德怀全传》可谓是“三十年磨一剑”!那么,能谈谈为彭德怀立传过程中的一些曲折经历吗?

  二是表现彭总思想感情、生活旨趣、家庭情况、与人交往等方面的内容。即58万字的《彭德怀传》更多的留下了大事,去掉了小事;留下了事业,去掉了生活。这样,所余70万字中的一部分内容,虽相对属小事,从中却可深窥彭总的人格、节操,恰是他既有雷霆万钧之威,又具赤子之心;既是历史巨人,又不失平民本色的生动写照。只是由于《彭德怀传》是属于正传、正史,对这部分内容,才不得不忍痛舍割。如今,这些内容得以在《全传》中恢复。

  一是历史事件的详细过程和有关史料,更多地留下了“骨”,去掉了“肉”。现在出版的《彭德怀全传》,既对彭总一生百战沙场、悲歌慷慨的英雄主旋律进行了鲜明的概括,又对其人生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述,便于广大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彭总的一生。

  ■《彭德怀全传》出版的曲折经历  记者:何教授,您好!《彭德怀全传》出版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作为彭德怀传记组成员,您能介绍一下为彭总立传的过程吗?

  彭德怀元帅,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彭总。他的生命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华民族近百年的苦难、追求与奋斗,反映出中国现代史上一场翻天覆地的人民革命的必然性及其辉煌胜利,也揭示了革命进程中曾经发生的错误和应当吸取的教训。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从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在接踵而来的“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罪行”不断升级,从“投机革命”、“伪君子”、“野心家”到“里通外国”。

  但1993年《彭德怀传》出版时只有58万字,主要删去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何定:从1959年9月至1978年12月的近20年间,彭德怀的手稿、笔记大部被销毁,关于他的公开的、内部的文字资料,则充斥着对他的历史“罪行”的清算。面对连篇累牍的“批彭”材料,从1978年春起,传记组沿着彭德怀生活和战斗的足迹,访问了上百名的老将军、老红军、老八路、老民兵、老乡亲。从他们的深情回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活的彭老总。正如张爱萍上将所说,他不是一个“完人”,但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何定:为彭德怀立传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繁到简、再由简到繁的过程。《彭德怀传》和《彭德怀全传》都是在中央军委办公厅的领导下,由“彭德怀传记组”编写的。从1983年8万字的《彭德怀传略》到传记初稿的120万字,到1993年压缩为58万字《彭德怀传》出版,其间也很不容易。虽然1978年就为彭德怀平反了,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在有些问题上,对彭的研究仍是很敏感的。因此,《彭德怀传》成书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研室主持召开评审会,中间,也有对个别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但令人欣慰的是,最终还是出版了。众所周知,从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上书为民请命被罢官,到1979年中共中央为他恢复名誉,20年间对这位功勋赫赫、刚正清廉的革命元戎,务在“批倒批臭”。本迹淹没,谬误流传,世人莫识彭大将军庐山真面目。

  总之,随着社会的进步,思想的解放,有若干过去仍未能触及的彭德怀历史公案,终于可以由时间来澄明是非。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一方面,老一代革命家的身影在新一代青年的心中渐行渐远;另一方面,人们对历史的永恒探索,又在激发更多的人去研究彭德怀、撰写彭德怀。我们相信,作为根据原始材料记述的这一部全传,对今天、今后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本报记者
李庆英)

  何定: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为彭德怀举行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为彭德怀恢复了名誉。会后,经杨尚昆、黄克诚等老革命家的提议,由中央军委办公厅和北京师范大学支持,成立了基于自愿参加的彭德怀传记编写组,准备以两三年的时间,写出一部彭德怀传,把长期被歪曲颠倒的彭德怀的历史再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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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全传》,彭德怀传记组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记者:1993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58万字的《彭德怀传》,也是由“彭德怀传记组”编写的,那么这部《彭德怀全传》与《彭德怀传》有哪些不同?

  ■《彭德怀全传》与《彭德怀传》有哪些不同

  在传记组3年的采访中,记忆特别深刻的是,传记组向彭德怀的战友杨尚昆同志了解情况的一段事。在红军时期,彭德怀任红三军团团长,杨尚昆担任政委。当时杨尚昆在深圳工作,公务十分繁忙,有时要忙到深夜12点。但是,即使到了12点之后,他还是放弃休息时间,接受彭德怀传记组的采访,有时一谈就是到深夜两三点。杨尚昆对彭德怀如何参加革命、领导平江起义以及在百团大战中的功绩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澄清了“文革”前和“文革”中对彭德怀的污蔑之辞。这是一个革命战友发自内心的对彭德怀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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