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经军委首长批准,军委办公厅从全军借调50名优秀干部到河南洛宁后方档案库,整理建国前我军革命历史档案。时任二炮司令部办公室保密档案科保密员的刘义权,因工作认真负责,业务素质强而被选中。受领任务后,刘义权毅然别离新婚两年的妻子,放弃北京舒适的生活,奔赴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的豫西小城,一干就是15个月。

  不肯降低标准的“死心眼”

  在工作过程中,因组织机构隶属关系变更频繁、档案归属繁杂、很难区分全宗的问题,单位决定采用以文件署名区分全宗的特殊方法进行整理。这个新方法大家一时很难适应,无从下手。刘义权为同事们打了前阵,他边整理,边思考,边总结,积累了一些经验,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保障了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在整理无署名、无年度的档案时,刘义权提醒大家,一定要从熟悉的军史和战史入手,了解各部队的历史沿革,这样”无名”的档案才能准确归位。他的这一经验和做法,至今还发挥着作用。在洛宁期间,他与结婚不久的妻子只能靠书信倾诉思念之情,交流工作体会,互相扶持勉励。后来每每谈起这段经历,刘义权都动情地说:”条件虽然苦了些,但却让我与档案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是我和妻子的感情得到了’升华’,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珍惜的一段美好时光。”

  从1986年开始,刘义权一直从事军队档案收集工作。在军队档案系统中,大家公认刘义权做档案收集工作时间最长、收集整理的档案最多、作出的贡献最大。

  档案库房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夏日的库房闷热难耐,为数不多的几扇小窗对于散去酷热几乎不起作用,于是库房中的几台电扇就成了”抢手货”。但刘义权主动把本组仅有的一台电扇让给了其他同志,自己则是穿着背心短裤,脖子上搭条毛巾,不让一滴汗水弄脏档案。等到了冬天,库房又成了”冰窖”,刘义权的手脚都冻裂了。条件艰苦没有使他们退缩,刘义权和同事们坚持埋头苦干,顺利完成了上百万份珍贵革命历史档案的分类、甄别、整理编目工作。

  1983年,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刘义权,被选送到军事学院深造。这次学习,不仅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也使得他从当初对革命历史档案的朴素感情,升华为对档案事业的价值认同。

  1981年10月,刘义权正式调入解放军档案馆,被分配到第一档案库工作。

  对档案工作重要作用的亲身感受和炽热之爱,让刘义权做出了人生重大决定:离开大都市的高级机关,调到艰苦的后方档案库长期从事档案工作。

  主笔起草我军档案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文件

  刘义权说:“现在社会上说起军人勇于牺牲、爱国奉献总觉得轻飘飘的,而看到革命历史档案的真实记录和史料印证,我心里是沉甸甸的,没有办法不为我们的党和军队骄傲,为自己是一名革命军人自豪。我要一辈子爱档案、干档案。”他再次郑重向组织请求重返后方档案库工作。

  由于战争原因,我军历史上许多重要阶段和重要方面的历史档案还存在空白,急需进行抢救性、保护性征集。刘义权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跑了25个省份、300多个县市,对散落在各类机关单位、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以及民间的军队历史档案进行了重点征集,取得了大量珍贵史料。

  工作条件非常艰苦,档案整理全部在简易库房里进行。当时,从全军接收的100多万份历史档案散装在麻袋里,整理任务十分艰巨,每天工作都长达十几个小时。整理工作持续了15个月,刘义权越干越有劲,越干越有激情。

  一位同事感慨:“在民间收藏热情高涨的盛世,老刘征集的珍贵历史文献,每张旧纸片都是红色收藏的经典,稍微有点私心,就能卖出个好价钱。可老刘固守清贫,没有一丝一毫的杂念,他所想的只是为了竭尽全力丰富馆藏资源!”

  馆领导夸赞:这个刘义权不光思想好,而且具有甄别、鉴定档案价值的灵敏嗅觉,真是一个干档案的“好苗子”。

  1990年,刘义权到闽北山区征集档案,在搭乘顺路车返回县城的途中,由于雨天路滑,所乘车辆与一辆运输车发生追尾事故,车的前半部钻进了运输车的底部。当时,现场的人乱成一团,刘义权却紧紧抱着装有档案资料的皮包不撒手,保证了档案安全。这样惊险的事,刘义权不止一次遇到。

  刘义权在工作实践中深深感受到,做好档案收集工作,必须从制度上探索加强我军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有效办法。针对军队档案系统移交、接收档案过程中存在随意性大、缺乏统一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的问题,刘义权主笔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接收文书档案细则》,并于1994年以总参办公厅名义下发。这是我军系统规范军队文书档案移交、接收工作的法规性文件之一,对档案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一年,全军组织档案达标验收,刘义权和考核组的同志到总部有关部门直接抓的一个档案工作达标试点单位检查验收。检查组的同事看到这个单位档案柜很豪华,分类标识很精致,卷盒排列整齐划一,准备在验收单上签字。刘义权却对照考核标准,打开卷宗一卷卷认真检查,发现档案整理、分类编目不符合规范要求。

  有一次,解放军档案馆接收一大批立档单位的移交档案,刘义权带领接收小组负责档案的检查验收。由于数量多、任务重、时间紧,一些单位希望刘义权“高抬贵手”。刘义权认为,如果档案不规范,项目著录不全,接收进馆后就有可能成为死档案,因此坚决不能降低标准。他一方面严格把关,另一方面具体指导这些单位按规定进行整理和编目。有一个单位差距比较大,刘义权连续十几天用业余时间帮助他们修改完成了3个年度数千条档案目录,为他们立起了“活样板”。
(张万祥 胡耀武 陈浩)

  刘义权说:“你们这是在做表面文章,外面光里面糠,不符合达标要求。”

  在工作实践中,刘义权处处把确保档案安全作为第一标准。1986年,原存于后方档案库的大批档案调运北京。承办这件工作的领导和同事出于卫生和美观的考虑,用地毯将档案库和办公区装饰一新,大家看了都很高兴。刘义权却十分着急,坚决反对,一连几天找领导提意见,说:“档案库放地毯不仅容易吸湿受潮,还会滋生有害微生物和小虫子,对档案保管不利。”馆里为此专门召开办公会研究,认为他的意见合理,把地毯撤掉了,排除了档案安全隐患。

  一年,刘义权得知浙江、福建等地的市县党史办有200余件珍贵的红十三军档案史料,非常兴奋。红十三军是1930年5月在浙南建立和开展对敌斗争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一支红军部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两年多。这支红军部队的相关档案资料当时在解放军档案馆还是空白。

  刘义权马上向馆领导汇报,急匆匆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就挤上了赶往该地的列车。到达目的地后,他反复与当地文史部门交涉,在雨季的南方等了7天,最终完成了征集任务。这批珍贵档案,不仅对系统研究红军历史有重要价值,而且在以后举办的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红军长征档案史料展览上,成为一个夺目的亮点,引起广泛关注,反响十分热烈。

  1971年,喜讯传到四川德阳的贫困山区:3年前从这里参军的农村青年刘义权,表现出色被提拔为干部,并从地处大山深处的某导弹基地调到二炮司令部机关工作。

  同事劝他说:“这是总部抓的试点,工作亮点很多,能过就过吧,别较真了。”

  档案管理和接收是确保档案工作质量的关键环节。刘义权作为一个“老档案”,在这些工作中坚持原则,敢于较真,铁面无私,是出了名的“死心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军队工作处于拨乱反正的重要阶段,总部决定从全军借调一批政治性强、保密素质高的机关干部到后方档案库,整理1927年至1949年期间我军革命历史档案。刘义权被选中了。接到任务,他立即从北京赶赴千里之外的偏远山区。

  一次,他去陕北一个偏远小城征集档案,当地的档案馆设在一孔破旧窑洞里。在这里,存放了一些红军时期的珍贵档案原件。刘义权找人联系,只见窑洞口蹲着一个抽烟袋的陕北老汉,便向他询问馆长在哪里。老汉说:“我就是。”

  他很普通,工作对象是不会说话的档案。他又不普通,亲手征集和接收军事档案83万余件,为建设我军档案资源体系作出了突出贡献,让“不会说话”的档案“说出”了历史,因此被誉为“军档收集第一人”。他叫刘义权,生于1950年,原为解放军档案馆馆员,2006年4月退休后返聘,从事志愿军档案鉴定工作。现为解放军档案馆中美军事档案合作办公室专家成员。

  20多年来,刘义权收集的各类档案,时间上涵盖了我军建设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内容上涉及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其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之高难以估量。

  他们整理的档案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参考

  档案是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在刘义权眼里,档案的安全重于一切。

  回忆那段岁月,刘义权说:这是平生第一次接触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领导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珍贵史料原件。整天和革命历史档案在一起,就好像直接聆听领袖的教诲,感到自己的心和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紧贴在一起。

  刘义权到新岗位后,负责清理档案库遗留的十几万件待销毁档案材料。刘义权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把其中有价值的全都精心挑选出来。

  刘义权坚决不同意签字。他的“较真”对该单位触动很大,用了3个月时间进行专项整改,真正达到了验收标准,成为全军档案达标先进单位。事后,这个单位的领导不仅没有因此怨恨刘义权,还特意聘请他担任“义务监督员”,赋予他“一票否决”的权利。

  刘义权非常震惊:没想到如此珍贵的历史档案,竟然存放在这样破旧的窑洞里;没想到条件那么艰苦,还是有人在默默地守护档案。他由此想到,还有多少珍贵的历史档案散存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收集、抢救档案的责任很重、时间紧迫啊!

  在窑洞里守护红军档案的老馆长震撼了他

  正是刘义权他们亲手整理的这批重要档案,成为解放军档案馆建馆的重要“基石”,其中有许多珍贵档案为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大决策直接提供了重要史料印证。1981年5月,党中央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时,与会的一些老同志对“草案”中红军到达陕北时的总人数2.5万人的说法提出数字偏低的质疑。解放军档案馆从这批档案中查证汇总出红军陕北会师时总人数为3.3万余人。参照这个数据,党中央正式通过的《决议》里,表述陕北会师红军总数为“3万人左右”。

  刘义权深切感到,档案工作虽然平淡无奇,但档案事业却是一项守望历史、传承文明的千秋功业,他从内心深处激发起干好档案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和他一同借调来的同志听说后很吃惊,说:“你是从山沟儿调到北京的,活儿干完了,回北京多好!真要在这山沟干一辈子档案,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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