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背后的故事

  手稿上的发现

  “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朋友,我愿意帮助你。”约翰·伊斯特布鲁克——一个二战退伍上校,微笑着对江汶说。

  可梅姆瑞少校究竟在哪里?

  江汶是孙敏的朋友,一个移居美国的云南籍学者,她熟悉并喜欢中国远征军的历史。听说孙敏正在寻找那份阵亡者名单后,她毫不犹豫地答应帮忙。“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高黎贡山遍地都是榕树,面对摄制组的询问,这儿的人们对照着照片上的榕树,看看,想想,然后摇头。这里也有无数的大塘子,在当地,稍微大一点的水塘都叫这个名字。

  通过种种努力,孙汶联系上了约翰·伊斯特布鲁克。伊斯特布鲁克是美国将军史迪威的外孙,史迪威将军是中国远征军的总指挥,1944年远征军的滇西反攻也是他策划和指挥的。

  在军队的战报里,大塘子是范围颇大的一片战区,阵地海拔在1400米至1600米之间,而江边海拔是800米。从5月14日渡江以后,在这几百米的距离内,远征军4个师数万人,血战了10余日。许多当地老百姓躲在山下,远远地看着战场,只知道每天都要抬下几百名伤员,阵亡者不计其数。

  起初,调查进行得很顺利。在斯坦福大学哈佛研究所的档案部,约翰找到了一份文件,其中一页列出了“Y”部队美军阵亡人员名单。

  在这场战役里,阵亡者成千上万,要打听其中一个人死于何地,几乎是不可能的。数十天过去了,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梅姆瑞少校的线索。

  经过一系列的确认,江汶和约翰确定了“Y”部队在远征军反攻期间牺牲人员名单,总共19人,比墓碑上的人数还多出了5人。

  他们决定放弃了,心里却满是遗憾。

  但江汶还想做更多:“我很想知道这些美国军人从哪里来,是否还有家人健在。如果有,我们可以告慰他们,60年的岁月,并没有抹去中国人民对帮助过他们的异国军人的怀念和感激。”

  临行前,章东磐去看望了离宿营地不远的一位老朋友。出于对历史的挚爱,这个叫吴朝明的农民,办了一个小型远征军博物馆,它全部的藏品——一个钢盔、一把战刀、几枚生锈的炮弹,只够填满一个草绿色的旧子弹箱。

  然而,想通过一页薄薄的名单获知每个名字背后的故事,却并不容易。美国军方的保密工作十分严格,因为担心不必要的骚扰,也担心会引出阵亡人员亲属的伤痛回忆,所有阵亡军人的详细资料都属于“绝密”级别,只有直系亲属才能够查阅。江汶多次查阅资料,都碰壁而回。

  除此之外,老人有一份手稿,写在学生用的算术本上,记载着他从长辈和流落当地的老兵那里听到的战事以及他的感想。由于大多数是道听途说,可信度不大,所以,每次来,章东磐都只会草草地翻阅一下。

  最后,还是靠约翰·伊斯特布鲁克与军方的特殊关系,军方才给他们开了“后门”。约翰甚至对管理这些档案的工作人员发了火:“中国人查这些名单,是为了刻在纪念碑上的,几十年过去了,除了中国人,谁还会记得他们?”

  但这次却不一样了。

  拿到伊斯特布鲁克寄来的厚厚一叠阵亡人员家属的详细资料,江汶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打开。她到海边去跑了一圈。对她来说,这些凝结着历史记忆的资料,“实在太沉重了”。

  在小院里暖暖的冬日下,章东磐慢慢地翻阅着这部他无数次看过的书稿,一行字突然映入眼帘,他“仿佛被火烧一样”跳了起来。在那张已经卷了边的纸上,老人用不太流畅的字体写着:“远征军攻打锅底塘,一个受伤的日军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死了3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他们埋在田头寨寺院门前。”

  按照资料上的电话和地址,江汶开始了联系工作。可由于资料过于久远陈旧,她竟然没有联系上任何一名家属。

  锅底塘,便是吴朝明所在村子的旧名。

  正当她陷入绝望时,事情突然又有了转机。江汶曾联系过的一个美国远征军“Y”部队老兵阿扎尼亚,偶然在网上发现了一个与阵亡名单上的梅姆瑞少校有关的人,经过确认,此人是梅姆瑞少校的远房表侄。

  60年后的军礼

  在电邮中,此人告诉阿扎尼亚,梅姆瑞少校有两个女儿,还住在德州。

  几个小时后,村里一位亲历过葬礼的八旬老人,带着一行人踏上了信中所说的那个美丽的山间台地。

  寻找过程中的最后一个死结,就这样被打开了。

  但眼前的一切令人失望,墓地附近没有榕树和庙宇,也没有坟茔的痕迹,只是一片光溜溜的耕作经年的山地。榕树和庙宇,都毁于战后的一次火灾,残存的树干和寺庙的梁柱,变成了村民家的柴火。

  一封家信

  战争结束后,1946年,美国军方派出专门小组来寻找梅姆瑞的墓地。据当时在场的人说:当棺木从土中挖出来,打开,人们惊呆了,怒江峡谷多雨且炎热,可躺在棺材里的梅姆瑞少校相当完好,就像睡着了一样,连制服都整整齐齐。

  200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芭芭拉和妹妹贝弗利参加了每年一度的家族聚会,这是梅姆瑞家族的传统。

  美国人带回了梅姆瑞少校的一部分遗骨,在家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军人葬礼,而他遗体的另一部分,仍又装回了那口中国人赠送的棺材,重新埋进了他为之牺牲的土地,并且永远留在了这里。

  但姐妹俩没有想到,这个惯常的聚会会给她们带来一个不寻常的消息。表弟将阿扎尼亚的邮件交给了芭芭拉,她非常激动。

  摄制组一行人站在梅姆瑞少校的墓地前,大多数人鞠躬敬礼。退伍兵章东磐则扣好衣领,扶正军帽,举起右手,行了一个标准的中国军礼。

  “想到有人知道父亲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国又有人在找我们,这真是令人兴奋。”她说。

  在此后的一篇回忆文章里,他这样写道:“梅姆瑞少校在天堂看得见我们。60年之后,在他阵亡的地点,仍有中国人向他行军礼,他的灵魂会感到欣慰的。他一定也还了礼,不过,是美国式的。他还像离家时的照片上那样年轻,那样英俊。他永远都会年轻下去,因为他的生命为了中国,停止在了那么年轻的时候。”

  她和妹妹重新整理了母亲留下的所有信件。此前,姐妹俩虽然翻阅过这些信,但并未细看,只是把它们当作母亲的秘密。但这一次,有些不一样了。

  在这块墓地旁,还有一大片无比茂盛的、长满鲜红叶子的灌木,章东磐特意摘下了3片树叶,夹在了一个笔记本里。

  江汶很快就和芭芭拉取得了联系。在电子邮件中,她这样写道:“……腾冲人民……正在考虑……举行一个仪式,将勇士们的名字重新镌刻在纪念碑上……我很感激你的父亲为中国所做的一切,我想对你的父亲了解更多,他的背景、服役前的生活……”

  在接下来的数个月里,这3片红色树叶,跟随一行人走完了中国远征军反攻的全部路程,这也是梅姆瑞少校希望走完,却未能走完的路。

  三天后,芭芭拉给江汶回了信,并寄来了少校年轻时一张英俊的军官标准像,还有一封他阵亡以后,他的上司斯多德上校写给他家里的信。

  当人们再一次打开笔记本,红叶已经由初摘时的鲜红色变成了暗红,就像凝固的血液。后来,这3片红叶被镶进玻璃镜框,寄到美国,由江汶转交到了梅姆瑞少校的女儿手中。

  信是斯多德上校于1944年5月21日写给梅姆瑞太太的。信中,他详细描述了梅姆瑞少校牺牲时的具体细节。

  “会的,我会继续寻找”

  1944年5月20日,在攻击高黎贡山一处叫做“大塘子”的日军阵地时,梅姆瑞少校暴露在一个显眼位置,日军一发炮弹落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他受了重伤,在被抬上担架后不久就牺牲了。

  2005年夏天,在邓康延和章东磐的资助下,江汶陪同梅姆瑞少校的两个女儿来到了云南。临行前,她们还约上了当年为父亲主持葬礼的斯多德上校的女儿珊。

  当时还处于战斗状态,第二天上午,梅姆瑞少校被就地埋葬。他的墓地是一个美丽的山间台地,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榕树。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斯多德上校主持了葬礼,所有能参加的美国官兵都出席了,葬礼结束后,战友们在墓地上空一齐发射了三轮子弹。

  斯多德上校已经去世数年了,珊愿意一同来中国,她要替已经去世的父亲再看中国一眼。

  通过电邮,江汶把这些事情告知了远在中国的孙敏。孙敏突然间想起了那张老照片。信中描述的所有细节,都符合这张照片的场景。

  在梅姆瑞少校牺牲61年后,在这块美丽的山间台地上,斯多德上校的女儿珊,站在父亲当年站过的地方,又主持了这场祭奠仪式。一同参加的,除了摄制组的一行人,还有许多当地的居民,每个人手中,都捧着一束摄制组带来的康乃馨。

  历史果真有这样的巧合?

  珊穿着白T恤,哽咽着轻声说道:“今天,孩子们来到这里,纪念埋葬在这里的父亲,他曾为这个美丽的国家和她美丽的人民而战。请求你从天堂注视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爱,并将我们在这里结成的友谊,持续到永远。”

  根据芭芭拉的叙述,梅姆瑞少校年轻漂亮的妻子菲没有再嫁人,她独自将两个女儿养育成人,并于1996年病逝。她被葬在丈夫的公墓边。

  她顿了顿,又说道:“我们为这些人的感恩而深深感动,在那么多战死的人中,虽然我们只纪念这一个人,但是他对我们所有人都意义非凡,我们知道他为了什么而死,为了什么而生,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把我们带到这里,感谢你在这里点燃的爱,并保佑这爱永生永世。阿门。”

  “如果我们的寻找早几年开始,菲看到丈夫得到中国人的怀念,将足以告慰她孤独的大半生。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她完成生前的心愿。”章东磐说。

  在沉默了60年后,照片中那个年轻英俊的军人,终于等到了他的女儿们。

  于是,2005年初春,他和邓康延、孙敏、摄像师牛子、编导钱喻等人,沿着当年远征军反攻的路线,翻越高黎贡山,前去寻找梅姆瑞少校的埋骨之地。

  把梅姆瑞少校的女儿们送回国之后,完成了心愿的摄制组一行人,又来到了腾冲国殇墓园。

  最艰险的战场

  他们沿着长长的山道,走到山顶的远征军攻克腾冲阵亡将士纪念塔前,拿出自带的白酒,往塔前倒了半瓶。随后,每个人都跪下,在塔前恭敬地磕了个头。

  如果不是亲历,邓康延怎么也不会想到,世界上还有如此艰险的战场。

  在纪念塔周围的山坡上,9000多块墓碑环绕、纵列。最底下的是一等兵、二等兵,最上面的是中尉、上尉,四周还有校官、将官的合碑。四周一片静寂,他们像生前一样,成班、连、营、团、师布阵,保持着向山顶冲锋的阵型。

  高黎贡山是二战中海拔最高的战场,它巨大的山脉紧贴在怒江西侧,在腾冲一带海拔达到3000多米。1944年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的第一役,便是渡过怒江,分别从南、北两处攻占这座高山。2000多名日军,利用险峻的山势和精心构筑的工事,以逸待劳,山上每天云遮雾罩,厮杀声和枪炮声终日回响。梅姆瑞少校参加了这场战役,并在此牺牲。

  这些用腾冲火山岩制成的碑石,被风雨剥蚀,青苔滋生,已经字迹模糊。邓康延抚摸着一块块碑,泪水突然溢出来。

  摄制组所走的路,正是60年前中国远征军走过的路。一米多高的石磴数不胜数,假若在平地,人可以一步蹿上去,但如果从早爬到晚,从海拔数百米处爬到3000多米处,“就算四条腿一起用”,到最后都很难再上一级。

  梅姆瑞少校已经找到了,可这些墓碑下,埋葬的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它们背后的故事,又有谁会知道?

  这样的路,摄制组是在高黎贡山最好的季节走的,而60年前的中国远征军,却是在雨季踩着湿滑的路面,冒着密集的炮火,穿着破烂的草鞋,一路厮杀上来的。

  曾有许多人问过邓康延:“为什么那么多中国远征军将士背后的故事,你们不去找,却去找一个美国人?”

  根据美国新闻处的记载,反攻开始的第一个月,有260多匹驮运弹药的骡马从这条路上坠入山谷而死。帮摄制组驮装备的两匹健硕的大青骡子,在许多狭窄陡峭的台阶前,都要卸了装备,靠人的肩膀扛着它们的屁股,才上得去。

  邓康延的回答很简单:“我会的,我会继续寻找。”如今,他在深圳组建了一家纪录片机构,正在制作《寻找少校》的兄弟篇《发现少校》,讲述一个92岁的中国远征军军官的往事悲欢。章东磐等许多朋友,则一如既往地参与其中。

  上山前,邓康延在怒江的一座桥上遇见了一位老人。问及当年的战事,老人沉默了许久,只说了一句话:“那个时候,顺着山沟淌下来的,都是旺子(当地方言,意为血)。”

  “我一直相信,即使是那些已经死去的远征军,当我们找他们时,他们也在找我们。”邓康延说,“他们其实离我们很近,只要我们有一颗对历史有良知的心。”

  史料记载,在攻打高黎贡山时,每天都有数百名中国远征军战死,他们被就地掩埋于山涧沟壑中,许多阵亡者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那一路,摄制组每个人心里都沉甸甸的。有一次,章东磐指着路旁沟壕上的茂盛野花,对邓康延说:“这土肥啊。”

  邓康延突然大喊一声,跳入还剩约半米深的沟壕,俯身十指刨土,几十秒间,他突然刨出一颗日军的三八大盖子弹。

  他举起子弹,在太阳下凝视斑驳的绿锈,心想着“这颗子弹幸好没打出去,原本,它可能会击中一个远征军战士的身体”。

  那一刻,他觉得手上的子弹“开始发烫”。

  在山上每个露营的夜晚,赶马人都会和他们讲起战后几十年闹鬼的传说。每一个故事,赶马人都发誓说,是真的。

  据说,每年夏季,当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之际,高黎贡山许多人能听见山里发出“杀———杀———”的吼声,还夹杂有“轰、轰”的枪炮声。每到此时,山下的村民会把家里的八仙桌抬出来,供上酒食和香烛,对着高黎贡山念叨着:远征军的英雄,请你们各安圣位,现在国家有解放军把守着,请你们放心。

  某个晚上,摄制组在高黎贡山一个叫老坪子的地方安营。这正是当年远征军198师师长叶佩高将军的宿营地。   

  叶佩高是第一位渡过怒江的中国将军,1944年5月11日那一天,他指挥着百年来中国军队首次对侵略者的战略反攻。远征军立足未稳,就遭遇准备了整整两年的日军的逆袭。

  他为历史留下了这样一幕荡气回肠的场景——叶将军对士兵训话时大声问道:“弟兄们,你们怕不怕死?”数千名战士齐声回答:“怕死,不怕日本鬼子!”日军机枪打点射,都是三发“叭叭叭”。将军说这是威胁:“怕不怕?”而作为回敬,远征军则两发两发打,“叭叭,叭叭”。就是:“不怕!不怕!”

  即便是这样勇武的将军,在高黎贡山一役,望着成营编制的士兵,密密麻麻地牺牲在山坡上,几乎要拔枪自尽谢罪,幸亏被属下死死拦住。

  那天晚上,摄制组的人们燃起了一堆篝火,驱散了夜晚的黑暗湿冷。他们打开了自带的当地白酒。邓康延“咕咚咚”地满满倒上一碗,闭目默祷,然后往火里一泼,作为对远征军英灵的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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